《闻雁集》五十七：孙俊奇

闻雁而归：我的吉林大学化学之路

孙俊奇

人的一生中，总会在不经意间被某种声音所召唤。对我而言，那声音并不喧哗，也并非骤然而至，而是在一次次求学与工作的抉择中，逐渐变得清晰而笃定——那便是吉林大学化学的“雁声”。回望来路，我与吉林大学化学的缘分，并非源于一开始就明确的规划，而更多是在时代背景与个人努力的交织中自然生成的一种幸运。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对化学的理解尚不深入，对未来的发展也缺乏清晰判断。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考进了吉林大学化学系。本科阶段的系统学习，使我得以逐步认识化学这一学科，并为日后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真正感受到化学的独特魅力，并逐步将其确立为自己长期的学术追求。本科毕业之际，尽管也存在其他可能的选择，我仍然决定留在吉林大学化学系继续深造。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科研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也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并不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是一种耐心、定力与责任感的锻造。经历短暂的博士后工作后，我再一次选择回到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工作。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归”， 而是在由学生向教师转变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责任”二字的内涵——不仅要做好自己的研究，更要积极投身吉林大学化学学科的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吉林大学化学学术共同体的塑造。

在吉林大学化学系和化学学院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于我而言，是一段深刻而持久的塑造过程。这里不仅拥有扎实系统的学科基础和良好的学术声誉，更有一代又一代教师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对学术理想所展现出的执着追求与长期坚守。老师们对教学工作的执着与认真、对实验细节近乎苛刻的要求，对科学问题本质的反复探究、以及对学术规范毫不妥协的坚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的学术品格，也逐步引导我学会如何开拓研究方向、培养品判性科学思维、指导学生成长，并始终致力于解决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愈发体会到“闻雁而归”的真正含义。雁之所以归来，并非仅因路径的熟悉，而是因为这里有志同道合者，有共同努力的方向与价值认同。吉林大学化学的发展，依赖一代又一代师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与坚守。回望个人经历，不过是这条漫长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普通片段；而真正值得记录与传承的，是吉林大学化学这片土地所孕育的学术精神，以及它对后来者持续发出的召唤。

回顾我在吉林大学化学的求学与从教经历，若以“雁”为喻，可概括为四个阶段：闻声、随群、归来、成阵。初入吉林大学，在课堂学习与实验训练中逐步明确方向，渐得闻雁之声；研究生阶段，在导师和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下，接受系统科研训练，夯实学术基础，如一雁随群而学飞。其后离开吉林大学，赴海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拓展学术视野，最终选择回到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任教，与同事们一道育人治学，逐步融入雁阵之中。

一、雁声初闻：与吉林大学化学的初次相逢

图1  吉林大学化学系96届全体毕业生留影

1975 年，我出生在山东省宁津县的一个小村庄。1992 年，我如愿考入吉林大学化学系（图1）。那时的我，只是高考大省山东的一名农村考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里，能跻身这样一所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实属不易，是难得的幸运。当时实行的是先填报志愿、后参加考试的高考制度，信息渠道闭塞，可供参考的依据更是寥寥无几。填报志愿时，我手边仅有一份印着各高校上一年度分省录取分数线的考试报。我就读的宁津县第一中学，虽是县里办学条件最优的高中，但受限于当时的整体环境，无论是教学资源还是升学指导，都与那些高水平中学有着不小的差距。即便如此，我从未放弃对理想学府的向往。思来想去，我认定选择一所地理位置虽相对偏远、但学术实力扎实雄厚的高校，才是当时最贴合实际的出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最终选定了吉林大学。最初填报志愿时，我满心向往的是吉大的经济管理系，奈何高考成绩未能达到该专业的录取线，最终被调剂到化学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谁曾想，这桩看似留有遗憾的高考选择，竟为我开启了与吉林大学化学学科相伴至今的漫漫求学与科研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吉林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处于国内高校的前列。吉林大学化学系的教学尤为突出、享誉全国，其严谨扎实的学风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校中形成了鲜明特色和良好口碑，这一点已有多位老师在《闻雁集》系列文章中作过生动而详细的回忆，这里不再赘述。张希校长将吉林大学的本科教育概括为“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这一表述精准道出了吉林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特质。当时，化学系的大课主讲教师往往不带教案，只带几根粉笔走上讲台，所有知识早已内化于心，信手拈来。老师们板书的节奏，恰好与我们记笔记的速度相契合：一边听讲，一边记录，理解与吸收几乎同步完成。课后只需再翻看一遍笔记或教材，辅以习题课的训练，知识点便能自然融会贯通。时至今日，我时常会思考：这些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本科教学探索与改革，但那些行之有效、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教学方法，理应被认真保留。在我看来，以板书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反而最容易被学生真正理解和吸收，因为它在本质上实现了知识传授的节奏与学生认知过程之间的高度契合。PPT可以弥补板书的局限，精准呈现复杂的化学结构等难以通过板书表达的信息。因此，以板书为主、辅以必要的PPT，或许才是专业课程最为理想的授课方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课程体系的设计不宜过度饱满，而应有意识地为学生保留必要的学习空间：既让学生有时间进行系统的预习与复习，形成对知识的内化理解，也使其能够根据自身兴趣与发展方向，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和课程组合，从而为未来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奠定基础。

我对化学真正意义上的热爱，始于有机化学——严格说来，是在完整学完一学期有机化学之后，才真正喜欢上这门学科。那个假期，我将有机化学第一学期的内容重新系统学习了一遍，并由此下定决心，认真学习化学，规划未来考研、攻读博士的道路。在大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充其量只能算是良好——整个本科期间，我只获得过一次三等奖学金。相比于分数本身，我更重视对化学知识点的认真体会，以及对整个化学知识体系内在逻辑的把握。在这一认知基础之上，我逐渐坚定了继续深造的选择，并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决定继续留在吉林大学化学系攻读研究生时，除了对其雄厚师资力量与科研实力的认可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在吉林大学，我更有机会遇到高水平、负责任的指导教师。

在导师选择的问题上，我的老乡、也是化学系学长的郝恩才给予了我十分关键的建议。他建议我选择张希老师作为导师。张希老师是吉大化学系冉冉升起的新星，不仅科研工作出色，而且对学生极其负责。然而，分析班的张丽同学已经被保送至张希老师名下攻读研究生，受招生名额限制，我已无法直接报考张老师的研究生。我转而考虑报考沈家骢院士的研究生，并期待如果能够考入沈先生名下，将有机会由两位老师共同指导（注：张希老师是沈先生的学生）。事实是，当年沈先生的招生名额同样已经用尽。尽管如此，我内心仍然笃信：只要我考研的成绩足够突出，总有办法解决名额的问题。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做遍了图书馆中能够找到的所有化学专业课考研试题，尤其是有机化学。考研结束后，我对自己的发挥和成绩都充满信心。在大四第二学期开学时，我选择进入张希老师的课题组完成本科毕业设计。考研成绩公布后，由于我的成绩确实非常优异，经过沈家骢老师和张希老师的共同努力，借用了其他老师的招生名额，我幸运地成为由他们两人共同指导的硕士研究生。

二、雁随其群：在吉林大学化学系继续求学

图2  就读研究生期间，在吉林大学科技楼前留影

1996年夏天，我正式成为吉林大学化学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两年后，经选拔转为硕博连读学生（图2）。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在科研工作上，张希老师给予学生们极大的信任与自由。无论是购买化学试剂、开展实验测试，还是参加学术会议，通常都由学生自主决定，无需事先请示。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研经费普遍紧张的背景下，这样的做法在许多课题组中并不多见。张希老师在吉林大学并未配备研究助手，课题组的日常科研和管理更多依赖于课题组内师兄师姐对师弟师妹的传帮带。他将课题组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小组内部充分交流讨论，小组之间协同合作，整体氛围开放而融洽。张老师始终坚持定期召开组会，内容既包括文献研读，也包括研究进展汇报。组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就实验现象和数据展开充分讨论，甚至坦诚争论；取得阶段性成果或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我们能够及时向张老师汇报并获得指导（图3）。更为难得的是，在组会上，张老师并不局限于具体实验问题的讨论，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他所熟悉的科学家故事，阐释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创新路径与价值取向，并适时介绍国家科技政策和国外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这些内容在当时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正因为张希老师没有专职助手，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承担起了“助手”的职责。这种安排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也培养了责任意识与团队协作精神。每当张老师接待来访学者或学术同行时，都会让学生一同参与，使我们得以近距离学习他治学为人的态度与待人接物的方式。这种在实践中完成的“言传身教”，对我们日后走上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图3  张希老师在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仅强调“言传身教”，更注重“身体力行”。作为研究生指导教师，张希老师真正将这些理念落到了实处。记得1998年春节，张希老师利用前往香港访学的机会，专门到图书馆查阅最新文献。彼时，吉林大学图书馆的外文文献多为影印本，通常较原版滞后半年左右。正是在那次查阅中，张老师偶然读到北京大学曹维孝老师的一篇工作，报道了重氮苯与磺酸基团可发生光化学反应，从而将二者之间的静电作用转化为稳定的共价键。张老师复印了这篇文献，返校后第一时间交到我手中，并指出这一反应思路可用于解决层层组装聚合物膜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为了尽快推动研究，张希老师联系曹维孝老师，获得了重氮苯聚合物样品。在此基础上，我迅速开展实验，将重氮苯聚合物与聚苯乙烯磺酸钠进行层层组装，并通过光照实现了膜内由静电交联向共价交联的转化，从而提出了一种显著提升层层组装聚合物膜稳定性的有效方法。相关成果与曹维孝老师合作，投稿至 1998年的Chemical Communications，获得审稿人的高度评价并顺利发表（Chem. Commun., 1998, 1853）。此后，我又在这一思路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较为系统地发展了提高层层组装膜稳定性的方法体系。这项工作也启发了曹维孝老师，他随后开展了基于重氮苯聚合物的层层组装膜研究。两个课题组在此过程中保持了持续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形成了良性的学术互动。曹维孝老师也因相关研究成果受邀在全国高分子年会上作大会报告。回顾这一段经历，从张希老师的具体指导以及他所促成的跨团队合作中，我体会到：真正有效的合作，能够化繁为简，大幅提升科研效率；而高质量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双方的相互欣赏，其核心是彼此成就，最终实现共赢。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名勤奋且身体力行的导师，其对学生的正向示范与引导，远胜于任何形式的言语说教。

图4  在慕尼黑大学博士联合培养期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左起：王力彦、孙俊奇、迟力峰、高蒨、张希、沈家骢、吴立新、白玉白、高明远

张希老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赴德国美因兹大学 H. Ringsdorf 教授课题组进行联合培养。他从这种“三明治”式培养方式中受益良多，此后也一直积极倡导并推动这一模式。那时，我们的科研水平和实验设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能有机会到国外一流团队学习交流，对我们的成长帮助很大。在张希老师的推荐下，我获得了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博士联合培养机会。那个年代，研究生出国者寥寥，吉林大学也尚未形成规范的研究生出国管理办法，因此“如何办理手续”本身就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张老师为此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他先让我以 3 个月联合培养的名义出国，这样手续相对容易；到德国后，再续签延长至一年。他让我填写吉林大学教工出国审批表，并亲自到化学系沟通协调，请系里为我出具基层单位的审批意见。随后，他又提前与学校相关管理部门沟通，把需要走的流程、要准备的材料逐项理顺，再让我按步骤办理。学校的管理部门在前卫南区，而我们在前卫北区，往返并不方便。多亏张老师认真沟通，我的出国手续最终转到研究生院办理，使我得以以研究生身份出国。研究生院的老师们也很支持，他们不拘泥于当时尚不完善的制度，而是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大胆探索。就这样，我顺利办妥出国手续，于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3 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物理系进行博士联合培养（图4）。那段办理赴德国博士联合培养的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学校“为学生办实事”的态度，也让我对吉林大学开放、务实的管理理念留下了深刻印象。某种意义上，那次手续办理也为研究生院后来规范地推进研究生出国交流，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多年后，我有幸到研究生院工作，并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回头看，当年那些老师服务学生的认真与担当，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时刻提醒我把“服务学生、成就学生”落到实处。

图5  2001年6月，我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答辩委员会老师们合影。左起：张希、汤心颐、姜炳政、孙俊奇、沈家骢、迟力峰、周恩乐、杨柏

图6  2010年，沈家骢老师80华诞，与沈先生、高蒨老师合影

图7  2003年，国武丰喜教授生日，与课题组成员合影。右5为国武丰喜教授

由于我在博士期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并具有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的经历，在博士毕业前，我获得了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但最终因为签证问题未能成行。此时，沈先生主动联系了他的老朋友、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国武丰喜教授。在沈先生的推荐下，国武教授欣然接纳我进入其研究团队从事博士后研究（图7）。

  三、雁归长春：回到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任教

我于2002年1月至2003年8月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于2003年9月1日正式回到吉林大学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则，学校原计划聘任我为副教授，这与我的学术经历和成果相符。然而，张希老师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我的博士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望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若能获评，完全可以据此向学校申请破格聘任教授岗位。事实证明，张希老师的判断是准确的。我的博士论文于2003年5月获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随后，沈先生与张希老师一同前往前卫南区，就我的聘任与学校师资办公室的老师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最终，吉林大学同意破格聘任我为教授。回校后不久，我于2003年12月参加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遴选，并顺利入选。由此，在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之初，我便站在了一个相对较高的起点上。这既得益于沈先生和张希老师对我学术能力与发展潜力的充分信任，也体现了吉林大学尊重学术、重视人才、不拘一格选拔青年学者的制度格局与学术胸怀。

然而，高水平的化学科学研究，既需要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也离不开必要的仪器设备条件。尽管获聘教授，我仍然面临如何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研究这一现实问题。回到吉林大学之前，我曾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过深入思考，对利用聚合物膜调控光学性能产生了浓厚兴趣。围绕这一方向，我先后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并获得了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专项资助。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仪器设备支持，这一研究方向难以深入展开，相关设想也逐渐搁置。基于现实条件的考量，我选择继续深入开展博士期间从事的层层组装聚合物膜研究。在此过程中，我提出了通过层层组装构筑厚度从数微米到数百微米的厚膜这一研究思路。膜厚度的增加不仅可以负载更多功能组分，也为后续功能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一工作谈不上突破性的创新，却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推动我的研究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也为后续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张希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实验可以精心设计，但结果不可以预设；要特别重视研究过程中的偶然发现。”这一科研理念对我影响深远。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我始终鼓励他们大胆尝试。当学生提出看似不够合理、甚至可能失败的研究方案时，我通常也会支持他们付诸实践，因为只有在亲身尝试中，学生才能真正理解问题所在，并从失败中获得经验。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突破，源于采用层层组装聚合物厚膜制备自修复超疏水涂层中的一次偶然发现。我的学生李洋利用层层组装方法制备了超疏水涂层。随后，他尝试通过掩膜板覆盖并采用氧等离子体处理，期望制备图案化的超亲水/超疏水表面。从原理上看，这一实验注定会失败，原因在于刚性的掩膜版无法与柔性的聚合物膜表面实现紧密贴合，经过氧等离子体处理后，等离子体会作用于整个膜表面，使其整体转变为超亲水状态。实验结果也确实如此。幸运的是，李洋并未将这批“失败”的样品丢弃。几天后，他偶然拿起这批聚合物膜并用水冲洗，他发现膜表面竟然神奇地恢复为超疏水状态。这次偶然的发现，成功制备了自修复超疏水涂层，也使我的研究工作从层层组装膜拓展到构筑具有修复功能的聚合物膜，研究的创新性也得到显著提升。随后，我和我的学生们进一步发展了一系列具有修复功能的聚合物膜，并提出了‘修复功能传导’的自修复聚合物膜制备新策略，由此拓展了自修复聚合物膜研究的新方向。

图8  我发展的可逆交联聚合物的示意图。该图发表于Acc. Chem. Res. 2026, 59, 2, 298-310

高性能聚合物材料的开发依赖于合成方法的变革。受界面复合层层组装策略的启发，更是基于前期层层组装聚合物膜和自修复聚合物膜方面的工作积累，我的课题组发展了基于溶液复合法制备聚合物复合物、进而构筑体相可逆交联聚合物材料的新方法，实现了自修复特性从聚合物膜向塑料、弹性体、凝胶等体相聚合物材料的成功拓展。在此基础上，我提出并系统建立了“可逆交联聚合物”这一新概念，并将其应用于高性能与可持续聚合物材料的制备（图8）。可逆交联聚合物是以聚合物链为构筑基元，基于非共价键和/或动态共价键交联构筑的聚合物网络。在可逆交联聚合物材料的设计中，我融入了简单但实用的哲理。在高分子材料的设计中，共价键提供材料的稳定性，而可逆的非共价键与动态共价键则提供修复、解聚和重复加工所需的动态交联位点。以聚合物链作为构筑基元，可以最大限度提高稳定的共价键在可逆交联网络中的占比，从而使可逆交联聚合物在力学强度和环境稳定性方面显著优于传统的超分子聚合物。进一步，通过在可逆交联聚合物内部原位构筑纳米相分离结构，可实现材料力学性能与稳定性的协同提升。这类原位形成的可逆交联纳米相分离结构不同于传统聚合物中的静态相分离结构：一方面，它们可作为高效的物理交联位点，显著提升材料的力学强度；另一方面，在外力作用下，这些纳米相分离结构能够发生可逆变形与解离，并通过动态结构重构实现有效的能量耗散，从而赋予可逆交联聚合物独特而优异的力学性能。对于如何提升可逆交联聚合物的稳定性，我的观点是：非共价键与动态共价键在本质上是可逆的，而“可逆”本身往往意味着稳定性的不足。在温和条件下同时获得高度可逆性与高本征稳定性的非共价或动态共价键体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至少面临极大的实现难度。因此，提高可逆交联聚合物稳定性的关键，并不在于“设计更稳定的可逆键”，而在于如何合理调控其所处的微观环境。基于这一认识，我通过将可逆作用力限域于致密、刚性且疏水的纳米相分离结构中，有效解决了可逆交联聚合物和超分子聚合物普遍存在的热稳定性、耐水性和耐溶剂性不足等问题。目前我们制备的可逆交联聚合物已表现出优异的耐高温、耐水、耐有机溶剂，甚至耐酸碱等性能，从而显著拓展了可逆交联聚合物在严苛和复杂环境条件下的应用范围。我们构筑的可逆交联聚合物在力学强度方面已可媲美甚至优于传统塑料和弹性体，同时还展现出一系列传统聚合物材料难以兼具的力学特性，例如优异的抗损伤与耐损伤性能、超低滞后弹性以及突出的低温韧性等。一些在传统聚合物体系中看似难以兼得的力学性能，能够通过相分离结构的精确设计，在可逆交联聚合物中得以实现。近期，我对我们课题组的可逆交联聚合物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发表于美国化学会的《化学研究述评》 （Acc. Chem. Res. 2026, 59, 2, 298-310）上。我相信，“可逆交联聚合物”这一新概念为高性能与可持续发展聚合物材料的创制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范式，正逐步发展为前沿高分子材料创制的重要方法。

图9  2015年，我和研究生李天奇讨论可逆交联聚合物的工作。李天奇现为我课题组的助理教授

在可逆交联聚合物的研究中，我始终坚持“简单而有效”的设计理念。在概念的阐述上，我也习惯于简洁、明了。我从交联位点及其密度出发，来阐释塑料与弹性体之间的差异。概括而言，高交联密度的聚合物网络通常表现为塑料：密集的交联点显著限制了聚合物链段的运动，使材料具有较高的玻璃化转变温度和力学强度。相反，低交联密度的聚合物网络中链段运动相对自由，其玻璃化转变温度通常低于室温，并表现出优异的拉伸变形能力和良好的回弹性能，呈现出典型的弹性体特征。这样的描述简明直观，既便于学生理解，也有助于他们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发展不同类型的可逆交联聚合物材料（图9）。在已发表的研究工作中，我通常以一幅直观的材料设计示意图来概括可逆交联聚合物的核心构筑思想，方便读者快速、准确理解我们的学术思想。

我提出可逆交联聚合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聚合物材料的高性能，其次才是赋予其修复、重复加工、解聚回收等可持续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通用聚合物材料已具备价格低廉、性能成熟、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实际应用需求等显著优势，单纯依赖可持续性能去替代传统聚合物材料，在现实层面上难以实现。唯有在高性能基础上引入可持续特性，才可能真正推动新一代聚合物材料的工程应用与产业转化。由此我想到：什么是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在我看来，创新从来不是偶然灵感的闪现，更不是对研究热点的持续追逐，而是源于在正确方向与目标确定之后的长期坚守与持续积累。

四、雁阵成行：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同行

如果将化学学院比作一支远飞的雁群，雁阵之所以得以成行，既源于每一位成员的奋力前行，也离不开有人在恰当的位置上承担起协同与支撑的角色。当学院发展需要之时，我们理应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共同保障这支队伍行稳致远。2012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后，我逐渐参与到学院和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服务与管理工作中，并于2015年1月-2025年10月担任了超分子国重室的主任，2017年2月-2020年6月担任化学学院院长。在两位导师的言传身教和学院前辈们的示范引领下，我认识到：在服务与管理岗位上，既要深刻把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又要具备全局视野与自觉的服务意识；在关键事务上敢于担当，在具体工作中善于统筹与谋划。

图10  2015年11月，在杭州组织的小型超分子青年学者研讨会。左4至左6分别是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Helmuth Möhwald教授、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Jean-Marie Lehn教授（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和沈家骢教授

人才始终是学院和实验室发展的根本支撑。围绕这一认识，我在学院和实验室工作中始终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培养与发展，尤其注重为青年教师的成长创造可以预期和有利的条件。在具体实践中，通过为青年教师配置额外的博士生招生指标、组织院内教师给予他们项目答辩辅导、完善科研条件与设备配置、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举措，全方位为青年教师营造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环境，助力他们实现学术能力的稳步提升与长远发展的规划（图10）。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身处东北地区的高校，人才外流似乎是一种常态。然而，在我担任化学学院院长和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期间，学院实现了外部人才向化学学院的正向流动。这一成效，既得益于吉林大学实施的唐敖庆特聘教授制度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也源于我们始终践行“引才不如请才”的人才工作理念。其间，我和同事们引进了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其中，来自上海大学的安泽胜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的吴宗铨教授、天津大学的陈于蓝教授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窦传冬研究员具有代表性。安泽胜、吴宗铨和陈于蓝先后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窦传冬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资助。我们始终坚持不唯“帽子”，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对四位教师个人学术与人才培养能力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们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成长空间。我们在人才引进的同时，统筹做好实验室和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为新引进教师创造到岗即具备研究生培养条件的工作环境。人才引进方面，我们坚持遵循人才合理流动的基本原则，明确把握引才边界，不通过“挖墙脚”的方式引进人才，而是将引才重点放在那些具有流动意愿、希望在新的学术环境中发展的教师。对于有流出意向的教师，虽有不舍，但也不会因学院的人才紧缺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即便在他们离开之后，仍在较长时间内为他们保留实验室和办公空间，以保障他们研究工作的连续性。

化学学院拥有无机合成与制备、超分子结构与材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这三个实验室对于化学学院的学科发展、人才引培养等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于去年顺利完成重组，进入全国重点实验室序列。超分子实验室如何更好地支撑高分子学科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凝练特色、形成清晰的发展方向，始终是摆在我面前的重要课题。自2015年担任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来，我通过持续加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相关仪器设备建设，显著改善了高分子学科的基础条件，吸引了更多青年教师投身高分子研究方向。通过校内引进吕中元教授及其团队，进一步增强了高分子模拟与高分子物理方向的研究力量；通过引进安泽胜教授、吴宗铨教授，并伴随着张越涛教授的成长，高分子合成方向的整体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我本人也将研究方向从功能性聚合物膜拓展至可逆交联聚合物，在新型可持续高分子材料的构筑方面开展了系统探索。目前，吉林大学化学学院的高分子学科已逐步形成“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面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重”的特色布局：依托高性能聚合物合成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在特种工程塑料等方向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和产业需求；同时，依托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将超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科学深度融合，积极回应资源循环与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在此基础上，吕中元老师的高分子模拟研究与张文科老师基于原子力显微镜的高分子表征方法协同支撑，逐步构建起具有吉林大学鲜明特色的高分子学科发展格局。

学院的发展长期受到空间条件的制约，拓展空间已成为学院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学院和实验室整体发展的需要，2016年，我邀请理论化学研究所的吕中元教授到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然而，当时实验室办公与实验空间极为紧张，难以直接为其团队提供必要的场地支持。为此，我与当时实验室行政副主任马本华商议，并经实验室教授委员会同意，决定对超分子楼一楼悬空区域实施改造，以拓展实验室空间。尽管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困难，我们仍通过反复与学校多个部门沟通协调，最终高质量完成了改造工程，不仅妥善解决了吕中元团队的用房需求，也为实验室测试平台建设和青年教师发展拓展了使用空间。2024年，根据教育部《关于组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建设项目的通知》要求，吉林大学决定申报“超分子科学与技术”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并以此项目为依托，建设超分子科技大楼，由我做项目的负责人。2024年12月30日，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在内的14所高校化学学科代表齐聚北京西郊宾馆，参加项目评审。本次评审中，教育部创新性地规定各高校项目汇报人同时担任其他项目的评委，并允许在会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汇报人选（可不限于项目负责人）。为此，多数申报高校相应更换了汇报人。张希老师从确保项目汇报内容的系统性与连贯性的角度考虑，决定仍由我汇报。张希老师、张文科老师和吕中元老师作为项目参与人共同参加答辩。最终，我们的项目成功获得资助，吉林大学启动了超分子科技大楼的建设工作。待超分子科技大楼落成后，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将整体搬迁，腾出原来的实验室面积，为化学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保障。

化学学院始终把学生成长放在重要位置，积极回应并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我担任化学学院院长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将对学生的关怀与责任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我记得，2018 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刚刚开始，一名来自广西的学生在校园内不慎滑倒。由于该生身材较高、体重偏大，跌倒后伤情极为严重，被诊断为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事故发生后，时任辅导员李根、赵岩第一时间将学生送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抢救。得知情况后，我与两位辅导员沟通，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治疗费用的问题可以通过学院师生共同想办法解决。随后，学生接受了紧急手术，并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ICU 病房连续住院 45 天，又经历了长期康复训练和颅骨修复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这名学生最终奇迹般地重新站了起来，实现了生活自理。此后，在学院老师和同学们的持续关心与帮助下，他顺利完成学业，按期毕业。治疗期间，考虑到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化学学院师生先后两次捐款；同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主动减免了大量治疗和康复费用，帮助学生渡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辅导员李根和赵岩不仅主动垫付了部分治疗费用，更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照料学生、陪伴并安抚学生父母，其责任担当与无私付出，令人由衷敬重。这样的事情在化学学院并非偶然，也非个案，而是学院长期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的真实写照。这件事使学生真切感受到学院在关键时刻“不会缺席”的责任担当，也使学院的广大教师深刻地认识到，育人的内涵不仅在于教学与科研，更在于对学生的守护。化学学院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始终把关心和呵护学生成长作为重要使命，并将这一价值取向融入到了学院育人文化之中。

图11  2019年9月，在唐敖庆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介绍吉林大学化学学科发展概况

在化学学院和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服务与管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虽然繁忙，我的心情始终是愉快的，也颇有成就感。我与同事们一道，围绕学院和实验室的发展目标（图11），共同谋划发展路径、制定方案与运行规则，在压力与挑战面前彼此支持、并肩前行。在持续推进各项工作的过程中，学院的学科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吉林大学化学学科创建72周年之际（2024年），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万分之一行列。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和同事们牵头制定的一些制度与规则，所采用的一些措施，有些至今仍在沿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修补，体现出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坚持长期规划、持续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发展风格。

2020 年 4 月，学校安排我到研究生院工作；2025 年 7 月，学校又推荐我到延边大学任职，同时保留我在吉林大学的课题组。岗位或有变动，行程或有远近，我始终与吉林大学化学同频同行——远行而不离根，前行而不忘来处。回望我在吉大化学学习和工作的这些年，无论是个人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还是学院的学科建设、平台发展、人才引进及学生培养等工作，虽看似具体而琐碎，最终都会沉淀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价值取向。对我而言，“闻雁而归、与雁同行”，不仅是一段个人经历的回望，更是一种在集体之中不断修正和确认方向、稳步前行的过程。今天的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师生的坚守与接续中，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品格与育人文化。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不过是在前辈们奠定的基础上，接过接力棒并尽力把接力棒稳稳向前递出。雁阵南来北往，年复一年。重要的或许并非个人飞得多高、多远，而是在行进之中，始终不忘彼此守望、不负托付。愿后来者在这支不断前行的雁阵中，听得见雁声、辨得清方向，也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从容前行。

孙俊奇，延边大学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杰出教授、延边大学教授。1992年-2001年在吉林大学学习，并获得工学学士和理学博士学位。历任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化学学院院长和研究生院院长。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020年入选中国化学会会士，并荣获第十届中国化学会-巴斯夫公司青年知识创新奖(2019年)和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2021年）等荣誉。主要从事具有修复、再加工与解聚回收性能的高性能可逆交联聚合物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新闻来源：吉林大学公众号】